第7章

五胡演义》、《花间事》之类，以及士子们所需的科举程文。这些书籍，制作精良者，一部竟可售得二两白银，相当于寻常农家半年的口粮，可见其价值。纸张方面，翚郡的纸乡所产的宣纸，以青檀树皮为原料，历经百余道工序，制成洁白柔韧、号称“纸寿千年”的佳品，专供书画名家。而桴郡所产的竹纸，则成本低廉，每百张不过一钱银子，极大地方便了大众读物的印行与流传。

最后说说那农作物的变化。随着需求的增长，农人亦不再固守传统。苕郡一带，出现了“桑争稻田”的景象，农户纷纷改种桑树，因一亩桑叶的产值可达五两白银，而稻米仅得二两，这丰厚的利润支撑起了“湖丝甲天下”的美名。汶郡之地，据农书记载，棉田竟占了耕地的八成。桴郡的茗山红茶，被西洋人称为“神茶”，经湄地销往西洋，成为彼处的新宠。峤郡的莞邑则以牛力榨蔗制糖，远销至大食国等地。凡此种种，皆可见农业与手工业、贸易的紧密联动。

综观辽朝此一时期的景象，确有几分新气象：

其一，是雇佣劳作渐兴。无论是纺织业的“机户”与“机工”，还是瑶山镇的“窑户”与“匠役”，主家出资、雇工出力、按钱取酬的关系日益普遍，不似从前那般人身依附，算是一大进步。

其二，是分工日益精细。丝绸分络丝、织造、染色；瓷器细分至七十二道工序；棉布则从轧花、纺纱、织布到印染，环节众多，各有所专。

其三，是远洋贸易驱动。丝绸、瓷器、铁锅等物，或明或暗，通过月湾、湄地等口岸，源源不断输往海外，换回了鹰洲、箕国等地的白银。辽朝白银能通行于市，很大程度上也赖这海外贸易的输入。

然则，此番盛景之下，亦有其难言之隐与局限：

一是朝廷时有限制。海禁政策时紧时松，合法的贸易口岸不多（仅部分时期有限开放，如世祖开关），许多商人不得不依赖走私，若海上巨贾铤而走险，其资本积累自然动荡不稳。

二是工商之利，多归田土。商贾工匠辛苦赚来的银钱，往往并非用于扩大作坊、改进技艺，反而多用于购置田产，求个安稳（如泓府某大族田产数十万亩），这便使得工商发展的后劲不足。

三是技艺传承，多赖经验。无论是纺织机杼，还是冶铁高炉，其改良多凭匠人世代摸索，未能与格物致知之学相结合（对比同期西洋的新学进展，则显保守）。

四是世事动荡，暗流涌动。官府苛捐杂税，时或引发民变（如天安礼定年绮地有工匠领袖率众抗税），机工们亦会联合起来，抵制东家的压榨。

总而言之，辽朝的这段时光，恰似一幅泼墨山水，既有繁花似锦的亮色，亦有云遮雾绕的朦胧。市井间的生机与活力固然可喜，然其终究未能冲破旧有藩篱，长成一番崭新格局，留予后人无限感慨罢了。

且说这辽国，自世祖皇帝登基之后，见那邻邦箕国，虽疆域不广，却因通商惠工，竟成周遭诸国中首屈一指的殷实之地。世祖深以为然，遂一改前朝闭关之策，力主开埠通商，设市舶司、市令司等衙署，以兴工商，效仿其富民强国之道。此举之初衷，固然为固本强基，充实府库，精练军备，亦图以经济之柔力，潜移默化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徐徐影响四邻，收服那些前朝遗脉与梵、明二教盘踞之地。

此策历经数十载，至当今圣上御极之时，工商之业愈发兴盛，作坊遍地，市井较之往昔，更添了几分喧哗。然此策推行日久，却也渐生流弊。为兴工坊、建城镇，需那无数伕役工匠。于是乎，竟有地方官吏，为凑人手，甚或将黎民百姓从世代耕种的田亩之上强行驱离，迫其入城务工。这百姓们既离了乡土，入了城郭，便需寻觅安身之所，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、衣食住行，桩桩件件皆要操持。既要在城中谋生，又需片瓦遮头，如此一来，房舍顿成稀缺之物，遂有营建买卖之业悄然兴起，楼宇日增，城郭也随之不断向外拓展。

只是这城中房舍，价昂利重，寻常百姓初来乍到，囊中羞涩，何能轻易购得？于是，那借贷放债的行当便应运而生。百姓们无奈，只得立下契约，借贷安家，再以工坊中辛劳所得，按期偿还本息。如此一来，虽不见旧时苛政之形，然百姓却被这雇佣与借贷死死捆绑，终日劳碌，所得泰半用于还债，竟成了一种新式的桎梏。外人看来，市面繁华，百业兴旺，一派昇平景象；谁知晓内里，万千黎庶，竟如蚕茧自缚，虽得一时之暖，却早已身陷其中，为这庞大国器所役，动弹不得矣。

如此情状之下，民心岂能安稳？工商各业的百姓与朝廷官府之间，怨怼之气暗生。其中一些不堪其扰者，或避入深山密林，不问世事；或心灰意冷，转而寄身于宗教，寻求慰藉，不少人便流向了那明教的势力之中。

当今圣上久居深宫，对此民间疾苦、暗流涌动，亦非全然不晓。圣心思忖，恐积怨日深，终成祸患，须得设法